在什么狀態(tài)下都能活

　　回到死氣沉沉的袁家，袁家倜開始被進行“早晚請安、吃飯不得‘過河’”等封建禮數(shù)的管教，“家里人不讓我上學，因為大學男女同校，他們在家里給我請了漢文先生。我念了4年古文，現(xiàn)在詩詞歌賦，都還會一些。”

　　雖然袁家當時已走向沒落，但她說，“講實話，那時候即便很難，隨便賣點家里的東西，生活還是過得比普通人好，家里依舊連廚子、仆人、老媽子一共幾十號人。”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，她的叔叔伯父們也如此，一起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，“一個個面黃肌瘦，吃得再好也不行。”

　　在姑媽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，壓抑得喘不過氣來，“袁家封建殘余到了后期，青年人有點正義感的，都接受不了。”不久，袁家倜成家了，嫁給了當時天津民族工商界頗有名望的“元豐五金行”的老板丁先生。

　　“我愛人也是個資本家，他當時自己創(chuàng)辦了3個企業(yè)，我們還有個貿(mào)易行，年底收錢都是我親自過目，”但不久，隨著政策形勢的變化，她的命運發(fā)生了逆轉。

　　1956年開始公私合營，袁家的特權被取消了，他們再也不能不帶錢就隨意買東西了。這些細微的轉變，對袁家倜來說，“也是個適應和改造的過程”。“我還記得第一次數(shù)錢的時候，非常困難，覺得那么臟，總不想數(shù)。我從坐四輪汽車改坐三輪人力車，又從三輪車變?yōu)閿D公共汽車。最初，我丟了兩回手鐲，兩回戒指，都是金的，皮包也丟過，讓人扒走了⋯⋯”

　　接踵而來的“文革”，更讓她感到了“真正的末路”。袁家倜接到最后通牒，全家到農(nóng)村去接受改造。她當時已有三兒一女，大女兒已經(jīng)在甘肅祁連山插隊。她和丈夫帶著三個兒子，一床鋪蓋，告別生活了幾十年的小洋樓，來到天津西郊大寺王莊子。

　　袁家倜走時，頭都沒回，她當時想，可能再也回不來了。

　　農(nóng)村對袁家倜和她的全家來說，遙遠而陌生�；臎龅耐恋�，坎坷的土路，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風，讓一家人不知所措。“為了驅蚊蟲、趕毒螞蟻，我學會了抽煙；沒有吃的，只能把捏不攏的散窩窩頭和著野菜吃；經(jīng)過鍛煉，后來40斤的土豆，我背起來就走⋯⋯”袁家倜突然發(fā)現(xiàn)，她的意志力竟如此堅強。

　　在農(nóng)村時間久了，袁家倜開始動起腦筋：“那里生活非常貧窮，一天勞動下來，只有一個工分，而一個工分才1毛5分錢。我想到丈夫曾擔任過天津市工商聯(lián)五金工會主委，又是干生意出身，大膽向村里提出了開辦五金小工廠的建議。”在農(nóng)民們的支持下，袁家倜辦起了當?shù)氐谝粋�鍍鋅廠，她當工廠會計，丈夫當廠長。在他們的努力下，小工廠越來越紅火，給農(nóng)民們帶來不少實惠。工廠開張的第一年，村里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錢。“這大概是來到農(nóng)村的第3年，從此我們最苦的日子過去了。”

　　袁家倜一家在農(nóng)村干了整整8年。1973年，堂哥袁家騮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國。根據(jù)周總理的批示，袁世凱第三代后人逐漸恢復自由。1978年，袁家倜回到天津，住進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號的小洋樓。她百感交集，“8年的改造，我認識到什么？并不是錢的重要，而是一個人生存的本領，你要在什么狀態(tài)下都能活，這是一種能力。”